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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雨善2018年06月30日来源: 商洛日报情感日记

这个除夕,是下午在酒店吃的“年夜饭”。大人们偶然说几句话,敬几回酒,就是默默地吃着了;孩子们无论是工作的上大学的上中学的还是上小学的,个个怀里抱着手机尽情地玩。父母逼着儿女给长辈敬酒,则是一个手握着手机,一手拿着酒杯,酒杯递到长者面前了,两眼却紧盯着手机屏。说上一句祝福的话,也只是应付差事似地说声“新年好!”就完事儿。一顿年夜饭没有吃出一丁点喜庆和欢乐,成了例行公事了。

饭后,我和弟弟一块儿回老家给老人上坟送灯。这是老家的习俗。原本说好带着女儿一同去,妻又怕本家的长辈给娃发压岁钱,就没叫去。到了棣花街,去见了平凹先生。他每年除夕都要回来给老人上坟送灯烧纸。他也半开玩笑说:“一年到头了,也该给老人们汇报汇报工作了。”太阳下山了,他笑着催我:“你也该回苗沟了,不然,老人没灯要摸黑哩。”

在回苗沟的路上,能听到几声鞭炮声,不少人右胳膊下夹着一刀纸,手里拿着香和蜡,儿孙们拿着鞭炮和花炮,三三两两,有说话的,有沉默着的,在路边走。这些都是给祖先去上坟的。

到村上已经能看到满天的繁星了。堂兄是个老板,用小车拉了不少大桶子礼花炮正在放着,五光十色让山村的夜晚美丽了一瞬间,让乡亲们脸上也笑成了一朵花似的。接二连三的噼啪声,让我知道了人们陆续在上坟。这儿一点亮光,那儿两三点亮光,就是给先人们送的灯。外甥已给印好纸钱,我们就一同到老屋后面的坟场。

上完坟,回屋里说话。柱哥说:“如今过年没一点意思了,村里也没人了。哪儿像咱小时候热闹。”

是啊!那时候,大人们再忙都要提前给娃娃们做好各式各样的灯笼(当然大点的堂哥会自己动手做的),有鱼灯,有鸡灯,有兔灯,有猫灯,还有船灯笼等等。天一黑,我们就从村东头游玩到村西头。那时没钱买鞭炮,只要谁家放,早早去,把灯笼摆成一排排,仿佛是一群鸡呀鱼呀猫呀兔呀狗呀在做游戏。我们一心等着拾没点燃的零星鞭炮。有一次,弟弟和一位堂弟一同扑着一个鞭炮,两人为这差点打起来。我说服了弟弟……

返回城里时,我到镇上看望老同学的父母。同学和妻子回家过年。见到二老,我很高兴,老人也亲切地喊我名字。阿姨病了躺在床上,老叔也感冒了,头上戴着皮帽子,脖子上挂着口罩,七八十岁的人了,身子骨让人最操心。老同学陪母亲也靠在床上。他说刚刚学会手机上抢红包,认真抢着,忙得不亦乐乎。家里那些弟弟、弟媳、侄子、侄女个个都抱着手机抢红包。电视里正在播春节联欢晚会,却没一个人在看。他四弟两口子和儿子一块抢红包,那紧张的场面比股市还让人揪心。一会儿,这个喊“抢着了,五块钱。”一会儿那个叫“抢到了,哎,才四分钱。”手机抢红包成了开心的游戏,不在钱多少了,人人参与就快乐,就兴奋。老同学说:“这叫坐着收钱哩,太好玩,太刺激了。”他一个侄女走到爷爷身边给爷爷教咋样抢红包,老叔笑着用手摁了一下,把手机放边上了。好像是春晚的互动吧,这会儿,大家抱着手机疯狂地摇起来。老同学坐在床上,拿过妻子的手机,就这样一手一个手机使劲摇。他那份认真劲儿,仿佛在写狂草一样。他鼓动我也学着摇,我咋样也没兴趣,看来他真是童心未泯。摇了好一阵子,他喊道:“摇到了,摇到了,才一块钱。”接着他又翻看其他朋友圈同学圈老师圈,看有没有红包。他四弟笑着说:“就像小着在挖过红薯的坡地里捞红薯。”那时候队里挖过红薯,孩子们就下地再挖一遍,还真能捞到一个两个呢。

回到家里,妻也在忙着抢红包,女儿在手机上看动漫。我一个人在南阳台泡好茶,欣赏着城里的霓虹灯,还有断断续续的礼花。拿手机给友人们回了祝福的短信,心里依然是冷清清的。信息时代人咋都成了手机的佣人了。我一边品着茶,一边翻开今年第一期《人民文学》读平凹先生的新作《极花》。胡蝶在讲述她被拐卖的事情。……她拼死抗拒,在窑壁上刻下煎熬的第303天时,她被黑亮,也就是买她做婆娘的男人强占了,怀孕了……

读到凌晨,我依然难于入睡。胡蝶的命运折射出底层从农村到城市,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命运,那贫苦地方人们的婚姻和家庭问题。

梁实秋先生说过,过年须在家里才有味道。我这个除夕,咋哪儿都找不到一点味道来。

坐在阳台上,看着霓虹灯下的山城,看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峦,我陷入沉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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