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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李洪生2018年01月02日来源: 保定日报社情感文章

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故事。

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核工业单位工作,和同事张文山都是满城县人。1971年我回家探亲,他让我给他三舅带些江西茶叶。他三舅是大册村人,叫贾德堂。两村相距30里,当我找到他家时,已是中午。我随同事称呼他三舅,三舅让我吃了饭再走,我没推辞。谈话 中,我跟他们说了同事的情况,又问了三舅、三妗身体及家庭情况。

贾德堂说起他的情况,有一肚子委屈。他抗战初入党,积极抗日,一直在村里当干部。“文革”中,他受到批判。我恭敬地听三舅讲,因为要把他的情况转达给我的同事。他看我认真听,憋在心里的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:“抗战时,八路军干部到村里来就在我家开会,就在这间房子里……”

“我在门口儿边拐线边看着外人来。要是有人来,我马上轰鸡、叫狗,给屋里送暗号儿。开完会我给做饭吃,什么好吃做什么。”三妗说。

三舅说:“那次老木带我们村几个民兵端大册营村炮楼,我事先找给鬼子‘做饭的’(他是抗日民兵小队的)摸清了炮楼里的情况,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。有一天机会来了,我们趁敌人人少,又喝酒取乐,便去偷袭。半夜里天黑人静,鬼子、汉奸喝得大醉,连站岗的鬼子也喝了酒。老木挑着担子,筐里有两只鸡,跟着‘做饭的’先来到门口吊桥边,‘做饭的’喊话通报,老木和‘做饭的’进了炮楼,两个汉奸、三个鬼子都喝醉了倒在地上。他俩马上干掉了这三个鬼子和两个汉奸,又消灭了门口站岗的两个鬼子。我们还有三个人,是搞接应的,应付外界情况。最后我们进去点火烧了炮楼,大家赶快离开了。”

说到这里,三舅停了一下,又说:“造反派斗我、批判我,说我是‘走资派’,怎么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呢?”

三舅和三妗问我是哪里人?叫什么名字?我一一回答。

“我在哪儿见过你”,三妗一副冥思苦想的表情。

“上中学时我在这一带劳动过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,二三十岁的年纪,就你现在的模样。”三妗快人快语,“这么面熟,就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”

“越看越面熟。”三舅好像才意识到,我倒有点不好意思。

三舅接着说:“有一次老木来我村,日本鬼子搜查,汉奸跟着一块儿搜,各路口敌人把得严严实实。老木跑到一个坟片儿里,一天一夜他没吃没喝。”

三妗说:“那个坟片儿很大,有大,有桑树拨儿、野枣树拨儿,还有一人高的草。塌陷的坟窟窿里有蛇和野兽,老木就藏在那儿。”三舅边说着又催我多吃菜并给我夹菜。

三妗接着说:“我烙了两张饼放在筐底下,浮头盖上草。看看外边没人,背起筐到坟片儿去找老木,把饼递给他,赶紧往回走。谁要看见我就说去地里干活。”

三舅说:“那时我们拼着命呀,老济公、老木,还有二王,他们一心为了老百姓,那才是革命的。”

我插嘴说:“我父亲也曾在县北一带打游击。”

他们问:“叫什么?”

“李遇春。”我说。

他们异口同声说:“长得像!我说看了这模样这么面熟呢!”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,越说话越多,说起话来格外亲切。

我十分敬佩这两位老人,临走时我称呼他们三叔、三婶。看看天色已晚,才恋恋不舍地告辞。

我听了叔婶讲革命故事,革命先辈与人民的鱼水情,永远留在了人民的心中。

回到单位后,我将三婶给老木送大饼的故事讲给同事们听,在张文山家又吃起了大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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